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今天这样的“高考”,即科举考试。不同的是,在科举制度下,是重文轻理,学而优则仕。科举的故事,也折射着那个社会的缩影。
科举制以学识选拔人才,体现了一种相对公平,由此也传下了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千古名句。
选拔人才的数量根据当朝国情而定,明清时期一般每次录取300人左右,有的年代只录百十人。
第一场考是“四书”和“五经”,“四书每门必考,“五经”各选一经作为专业课。
第二场考“论、诏、诰、表、判”等应用文体的写作,主要考察的是入职后写材料的能力。
第三场考是“策”,即“经、史、时务策”,考察的是对儒家经典、历代掌故以及当下时政要闻的理解、策略。
科举考试有着严格的考试规范。每一次考试,仅考试官员就有“总提调兼知贡官”、“考试官”、“同考试官”、“监试官”、“提调官”、“印卷官”“密封官”、“誊录官”、“对读官”等。
每名考生考试的“号房”前,都会站一名“号军”,通常由锦衣卫等高级军官担任的“巡绰官”来领导这些“号军”。
据史书记载烟台曾经出过榜眼。1826年(道光6年),山东登州府黄县(即现在的龙口)人贾桢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榜眼(全国第2名)。另外,莱州人毛纪,明代官至内阁大学士,即人们常说的宰相。也有资料显示,福山区明代三四万人,清代后期十万人左右,共考取进士七十五人,举人二百七十三人,贡生近六百人。在整个胶东乃至山东,按人口比例当属第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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